您正在浏览:主页 > 传奇网页游戏 > 中英出版界的一次“亲密接触”
作者：网页游戏公益服 来源：http://www.banruo.net 时间：2020-10-02 05:54
据笔者所知，我国与英国出版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接触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做环球之游，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和出版。在英国，他拜访了英国著名的朗文、钱伯斯、纳尔逊等教育出版社，意图做其在中国的图书代理业务。第二次是1930年，新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做环球之游，拜访了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社董事长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艾伦-昂温出版社董事长斯坦利·昂温等，并与前者合作出版麦克米伦图书的中国版。第三次是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王云五以国民参政员资格，作为中国访英团的五位成员之一在英国逗留约八星期。在访英期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在履行国家公务之外也兼顾单位公务，实地拜访和参观了诸多出版社、书店和图书馆，还有报社、广播台等。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访问已经不再是走访个别的出版社或者出版人，而是上升到了中英两国出版界官方交流的层面。笔者根据王云五所著的《访英日记》等史料，对他与英国出版界的此次交往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 1943年11月18日，中国访英团一行五人由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带队，乘飞机从陪都重庆出发，12月3日到达英国首都伦敦，1944年1月28日启程回国，在英国本土逗留不足两个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王云五也与英国出版界频频接触，始终不忘自己中国出版人的身份。 1943年12月24日到27日，王云五与胡政之、温源宁三人前往访问剑桥大学。12月24日下午五点钟，王云五参观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因为整个出版社已经休假停工，只能由主事者单独导引，往各部门参观。据介绍，该出版社的主持机关是剑桥大学出版委员会，委员由大学校友推举，各委员再推选其中一人为主事者，主持日常行政，而重要出版方针和预算则由委员会决定。 1944年1月1日下午，王云五和中国政府驻英国代表叶公超一起去英国著名出版人维克多·戈兰茨（VictorGollancz）的乡下居所共度周末。戈兰茨是英国左派出版人，于1937年10月首先出版了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他对我国一向颇有好感，时任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ChinaCampaignCommittee）副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即极力主张援助中国。两人第一天谈到深夜才散，第二天还畅谈了战后和平问题。1月7日午间，王云五又赴戈兰茨组织的宴会，在座多系出版界中人，大家相互交换了意见。 二 由于此次中国访英团的规格较高，再加上王云五兼具国民参政员、商务总经理的双重身份，他自然受到了英国出版界的热烈欢迎。1944年1月18日下午，英国出版业公会（ThePublishersAssociation，即英国出版商协会）特地为王云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出席的有现任会长、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金斯福德（ReginaldJohnLethbridgeKingsford）、前任会长斯坦利·昂温（StanleyUnwin），以及该协会理事二十余人。斯坦利·昂温是艾伦-昂温出版社（Allen&Unwin）总经理，1926年著有《出版概论》（TheTruthAboutPublishing，也译为《出版实况》）一书，该书被誉为“出版圣经”，分别由我国的书海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两个译本。 在此次欢迎会上，王云五首先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我国战时出版业艰苦奋斗的情形，以及战时出版的趋势，然后和英方人员交流意见。作为《伯尔尼公约》的创始成员国，英方则希望中国在二战结束后加入该公约，参与国际版权同盟，并希望中英签订双边版权保护协议。 对此，王云五认为，世界各国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目的是相互保护对方包括翻译权在内的版权。在欧洲各国间，一种文字的书籍翻译成他国文字之后，免不了妨碍原文书籍的销路，因此有保护版权的必要。而中文和欧洲各国文字相差太远，不是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字差异可比。在中国，一种外国文字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出版后，不仅不会阻碍原文书籍的销路，而且有利于它们在中国的流通。中国人学习欧洲文字，尤其以英文为多，但是与中文相差甚远，因此学好的不多。如果有中文译本印行，则有助于中国人对原文书籍的了解。在可能时，中国人必然会被译本的畅销引起对原文书籍的关注，因而增加原本在中国的销路。中国极少数对原文书籍比较精通的人士，则会直接去读原本，而不读译本。因此，王云五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的时机尚未成熟。 而作为中国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反过来认为，如果英国人想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书籍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他不仅不会对此生气，而且会大加鼓励。王云五举例说：在他逗留伦敦期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西门华德（WalterSimon）曾来信要求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实为《市民千字课》——笔者注）翻译成英文，并附原文对照；这超过了翻译许可的范围，但他仍然大力予以支持，，并为之写序。 至于我国翻印欧洲书籍，引起欧洲各出版社不满的问题，王云五认为，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欧洲文字书籍在我国售卖价格过高，超出了一般读者的购买力的缘故。如果欧洲能在出版原文书籍的同时，再在中国出版一种廉价的版本发售，就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因为战事尚未结束，中外交通梗阻，欧洲原文书籍事实上无法运到我国销售，为供应中国人文化食粮起见，战时的翻印问题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动。等到战事结束后，欧洲各出版社如能考虑到中国读者购买力低微的问题，给能在中国大量发售的出版物专门印行中国版，廉价发售，则翻印问题就能解决了。经过王云五的解释和陈述，英方人士大多表示谅解。有出版人建议如果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不妨附加一个条件，在若干年内不受翻译权之约束。 笔者认为，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是否加入《伯尔尼公约》、保护其成员国公民的版权，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拖得越久，对中国出版业的国内发展越有利，但不利于未来我国出版业在海外的发展。实际上，中国从1908年被要求加入《伯尔尼公约》，到1992年加入该公约，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单就民国时期而言，翻译出版的外文书籍约占图书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国出版界长期享受无偿翻译西方图书的“红利”。因此，当时的王云五代表的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的利益，也代表了中国出版界的共同利益。 在这次高规格的见面会上，中英双方都表明了态度，亮出了底牌，这可以说是中英出版界之间一次良好的沟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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