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浏览:主页 > 传奇网页游戏 > 1996 年，《数字化稀有网页游戏生存》和互联网在中国的起步
作者：网页游戏公益服 来源：http://www.banruo.net 时间：2020-10-19 19:06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 7 本 1996 年春天，位于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路的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现在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间屋子里来了两个人选书。这间屋子是台湾版权代理公司博达租用的工作室，里面有两大排书架，都是最新出版的英文书。 在这堆书中，由于颜色“跳脱”，《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发现了黑色封面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他打开一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伊莲，我的数字化生活她整整忍受了 11111 年”。作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不用传统的十进制，而用二进制的表述方式，一下子吸引了胡泳。经过简单翻看后，胡泳决定放下手上正在写的《网络为王》，先翻译这本书。
几个月前的 1 月 30 日，《三联生活周刊》刚发表了胡泳撰写的一篇名为 《Internet 离我们还有多远》的专题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万多字，是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互联网的文章之一。这一年，中国最早的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Information Highway 的音译）刚成立不久，创始人张树新在魏公村建了一座“瀛海威科技馆”，准备开始做互联网面向普通大众的接入。当时，瀛海威还在中关村零公里处立了一个街头广告牌——“互联网离中国有多远？向北 1500 米”，而 1500 米正是瀛海威科技馆所在的地方。这个广告牌也成为了后来胡泳文章标题的来源。
而一年前的 10 月， 30 岁的胡泳才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的机房里上网。这让他“特别震惊”、“很激动”，觉得互联网应该马上在中国大规模普及。身为记者的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写文章向当时的中国读者介绍“互联网能干嘛”，它“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神秘和遥远”，所以这才有了《Internet 离我们还有多远》这篇长文。
那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商用化，只有少数人可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里接入教育网，普通人对其并不了解。不过，有人已经利用互联网“求医”成功，被人广泛提及。比如当时山东有一个姑娘叫杨晓霞。她得了肌肉腐烂的怪病，后来通过互联网的求助，找到了救助方式；清华大学的朱令，也得了一场怪病。后来她的朋友通过互联网求助，最后发现是铊中毒。
这些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故事，在当时却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章发表后，胡泳接到了海南出版社欧阳欢的电话，希望他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这就是后来胡泳 1997 年出版的《网络为王》。不仅如此，欧阳欢还请胡泳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海南出版社翻译引进。
因此，这才有了开头胡泳选书的那一幕。当时，胡泳向旁边的编辑建议赶快出版。“尼葛洛庞帝的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第三次浪潮》”，胡泳对海南社的编辑说道。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三联书店在 80 年代出版的一本畅销书。它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阶段、工业阶段和信息化阶段。书中的观念和内容影响了在 80 年代成长的一代人。
海南社决定出版后，胡泳和范海燕仅仅用三周时间就完成了译稿。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电脑，这些译稿全都是手写完成，然后交到出版社打印。
1996 年 12 月，《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迅速掀起了畅销的热潮。这本书在 20 多年前就大胆并基本准确预言了数字科技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变化，探讨了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等等。
当时，海南出版社对书名、封面、文案、目录和内容简介等都进行了重新包装、设计。比如原书只有章节目录，曾任海南出版社总编辑的苏斌则将其变成了带有内容提要的导读，使其更加贴近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不是一本单纯的技术书。
值得一提的是书名的译法。当时，胡泳坚持把书名 Being Digital 翻译为“数字化生存”，而没有借用台湾译本的《数位革命》。除此之外，书的封面上还印着一句话——“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强调“生存”这一概念。“你不能够允许你再次被甩掉，不然就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连生存这种可能性都消失了”，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这样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希望迅速地获取新知，以免落后。而且当时还流行着“开除球籍”之类的话语，也是中国人同样情绪的反应。
最终，《数字化生存》卖出了 60 万册。“如果算上盗版，应该是在百万以上”，胡泳说。“中国市场化整个加快是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这个剧烈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我觉得有一批知识分子，对财经、对新技术其实是有一种渴望的。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当中，需要整个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在社会当中更好地生存。这种读物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本质上的影响还是扮演了启蒙的（角色）。它对于普通读者来讲，是纯粹的启蒙。等于是告诉他们，世界的潮流在往这个方面来走。对于很多互联网业界的人来讲，好多人是因为这本书进入到行业中，围绕这崭新的事物来创业”，胡泳补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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