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浏览:主页 > 三国网页游戏 > 《鲁滨逊·克鲁索》魔域页游出版三百年：笛福与乱世中的个体
作者：网页游戏公益服 来源：http://www.banruo.net 时间：2020-09-11 17:23
1719年4月25日，笛福出版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逊·克鲁索》。如笛福的传记作家约翰·摩尔所言，其时除了《圣经》，没有哪本书能像《鲁滨逊·克鲁索》那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阶层广为流传。它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且创造了一类新的阅读公众。它不仅流行于底层读者，还得到了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逊博士对之赞誉有加；卢梭把它定为爱弥儿人生的第一本书，认为它提供了对自然教育最完整的论述；马克思更在《资本论》里多处提及鲁滨逊，视之为资本主义语境下现代个体的寓言。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笛福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中创作了这部经典之作。 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笛福的政治雇主罗伯特·哈里失势，其领导的托利党下野，五十四岁的笛福不仅失去了作为雇佣文人的收入来源（为哈里效劳的十年里，他年收入达三百至四百英镑），还再度面临煽动诽谤罪的指控。为了免于牢狱之灾，笛福不得不投靠辉格党大臣汤森德，在汹涌狂暴的党派政治新闻业，成为辉格党政府的秘密雇佣文人。即便如此，汤森德并不重视他，他的收入仅为先前的四分之一。庞大的家庭人口和昂贵的生活方式，使笛福不得不想尽办法，写一些时人欢迎的家庭行为手册，获取额外收入。当时，游记文学和历险故事颇为流行，窥见商机的笛福在五十九岁那年创作了《鲁滨逊·克鲁索》。书一经出版，立即风靡，四个月内再版五次（传统版本研究认为该书在1719年出版了四次，其实不然，参见希纳格尔[Michael Shinagel]为诺顿批评版写的评注）。这使他在同年便创作出版了《鲁滨逊进一步的历险》，讲述商人鲁滨逊游历非洲、印度、中国、西伯利亚，经沙俄，返回英格兰的历险经历。一年后，他又创作了第三部《宗教沉思录》，在这一部，老年鲁滨逊用沉思的方式反思前半生经历的道德意味。然而，当时的读者更偏爱充满冒险情节的前两部，对严肃反思意味浓厚的第三部无甚兴趣。盗版商便删除了第三部，单独出售前两部。笛福对此勃然大怒，表示第三部缺席，前两部将无法给读者带来应有的好处，作者的意思会被完全弄错，事实无法恰当呈现，道德反思亦将遭到误用。他写道： 寓言故事总是为了道德服务，而非道德为了寓言故事服务……这个故事，既是寓言的，也是历史的。它是对空前的不幸和罕见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的很好呈现，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人类普遍的良善，为了人们可以以最严肃的方式使用它。（引自《宗教沉思录》） 笛福表达这番观点，并非仅仅为了推销第三部。如果为销量计，他大可不必费力不讨好地创作《宗教沉思录》。在《鲁滨逊·克鲁索》的前言他就指出，一个人的冒险自述值得发表并且发表后能被世人接受，原因不只在于这个人的人生比其他人富于变化，更在于，他能像智者那样，在叙述一些事件时运用宗教的观点，达到实用的目的，使人们无论处在何种人生境况都承认和敬重上帝的智慧。 换言之，笛福并不想简单创作一个航海时代的历险故事，而是希望通过这段动荡岁月里个人的离奇经历，确证并肯定仍然存在某种必然的、神圣的力量在冥冥中发挥作用，仍然有只无形的、有力的手关心并致力于此世的个人的保存和繁荣。在人生的各种境况中，人都要聆听和注意神意之音，这会对自身的安全、繁荣和一般性的福祉产生决定性影响。笛福当然不是旧时代基督教的迷信信徒，汲汲于期盼神迹降临，而丧失了运用自己力量的能力。他认为，人性有出于自我保存和自爱而为恶的倾向，但恰恰是这些倾向给人性以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善，它们都存在于相应的恶的边缘。人性的阴暗和光明是适当混合的，正确地运用能使恶的倾向变成善，错误地滥用才使它们成为真正的恶。人要理解各种境遇和事件中的神意，理解在神意所提供的特定时机上自己的职责，就更得努力驾驭并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积极进取，担当神意的工具，在各种不堪之遇中，避免毁灭。笛福的讲法渗透着他不服从国教者的精神气质。 笛福生于1660年（有学者认为准确出生年份尚不确定），去世于1731年，亲历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动荡年代。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刚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清教革命引发的混乱，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对所有不服从国教者而言，这是乱世。高教会因为在大空位时期饱受耻辱，促成国王颁布了一系列不宽容的法律，数千名牧师不愿服从王权而被迫辞去职务。不服从国教者的身份让大批人被排斥在正统教育和公共生活之外，讲道堂被剥夺，一切有学问的职业——私人礼拜堂牧师、家庭教师、授课教师、律师或医药行业的职位——都向他们紧闭大门。不过，他们可以涉足贸易这个为绅士贵族阶层不耻的领域，在新兴的金融秩序中寻找显身扬名的机会。 笛福出身于长老会派家庭，父亲就是个伦敦商人，处于平民阶层的上层。在大清洗中，他的家庭也追随其牧师脱离圣公会。父母本打算将他培养成一位长老会牧师，他却投身商海，从鞋袜商、烟酒进口商，到船舶保险人，未及而立之年就在城里和乡下都拥有房产以及象征身份地位的四轮马车。但新金融世界的风浪比政治世界的还要猛烈残酷。时运不济，英法开战，，笛福承保的客、货船被法国私掠船夺走，他继而陷入若干金融诈骗指控，债务高达一万七千英镑。债主毫无宽容之心，发起诉讼，致使他乡下的房子和剩余资产被全数没收，年仅三十二岁便锒铛入狱。但笛福并未陷入悲痛，而是积极联系债权人以求达成协议，甚至在躲避抓捕期间还不断写作，并筹划新的弧形屋顶瓦片工场，意图东山再起。 出狱后，借助一位廷臣的关系，笛福成为皇家彩票的管理受托人，进而结识玻璃税官员，获得顾问的职位，得到其庇护与资助。在关系纽带下，他通过抵押地产，终于与人合伙创办了砖瓦工场，获利不小。在经济上重振旗鼓的同时，他跻身新闻业，成为出名的小册子作者，经常卷入各种政治和宗教争论。他辛辣讽刺的文风常常引起政敌，尤其是高教会派的记恨。四十三岁时，因为一篇讽刺高教会的煽动性小册子《论惩治不服从国教者的捷径》，笛福被投入伦敦新门监狱。牢狱期间，砖瓦厂倒闭，他再度破产。面对绝望的生活，他走投无路，只得投靠托利党大臣哈里帮他出狱，并由哈里襄助偿清部分债务。作为天生的辉格党人，他被迫与敌对的政治派别合作，沦为依附于政府的政治作家和秘密情报员，完全以写作为生。在哈里的授意下，他创办《评论报》，潜入苏格兰，制造舆论，促进英苏联合。然而，即便如此，他从未停止发表自己对于经济、宗教、道德的广博见识和犀利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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